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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调查者指出，在网上搜索国企二字，关于国企的正面新闻淹没在国进民退、电企抄表工天价工资等海量负面新闻之中，想对国企有好感也难。
此外，这种发展模式也让政治改革障碍重重，因为如果只有依附权力才能获取利益，也便失去了挑战权力的勇气。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初，新一轮启蒙之光再次在中国大地闪耀，心中的罗马再度轮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共识，但学理上的探讨在现实层面遇到了挫折，一场政治风波既让启蒙思潮沉寂，也让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分化，不仅心中的罗马千差万别，大路也千条万条，交集甚少。
正因如此，说当下是大转型的良机并不为过。盲目反西方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标榜个性忽视共性的历史主义等等思潮，在决策层、部分知识分子和公众心中扎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通过商业银行借贷积累了大量债务，不仅挤压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还将导致货币超发和资金配置的低效率，为短期的通货膨胀和长期的经济衰退埋下种子。但正如韦森教授所担心的，现在我们极需要廓清的是到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民主？或言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法治？什么样的民主？当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一切都变得中国特色起来：社会主义民主滑向了威权下的集中。地方政府为了发展而进行的竞争的确存在，发展主义的政府也的确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只是部分和次要原因。
尽管中国政府近几年也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工作，但由于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较高，要实行的是总量减税，而不是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此外，如韦森教授所言，知识分子首先要启蒙自己、点亮自己、弄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照亮别人。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国企改革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
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过去10年，随着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大国崛起心态骤然凸显，导致分歧进一步加剧。
作为公众来说，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追求个人权利，要让决策者知道，个人权利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不保障个人权利，中国难以走向现代性国家，将继续在成王败寇的传统中轮回。而要实现总量减税的目标，依靠政府自觉挤牙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预算民主和税收法定，让人民代表大会起到监督和制衡作用，让税收进入法治化的轨道，不能再让政府唯我独尊地依靠行政法规来增减税收。
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的《大转型》（2012年6月，中信出版社）一书，则给出了自己旗帜鲜明的答案──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面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双重困境，税收法定和预算民主便成了最佳的突破口。转型是晚清至今中国未竟的事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离奇曲折的社会转型中，或奔走疾呼，或漠然麻木，或急功近利，或怅然若失。
从政治领域来看，正如韦森教授所言，宪政，即限政，最根本的就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将是空的，而且，宪政开始不一定是民主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也想发展，也想竞争，但由于没有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最终演变成了权力斗争，也导致了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悲剧。转型之所以尚未成功，关键在于转型的努力一次次被打断，导致转型的共识也一次次被撕裂，以至于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向何处去依然是一个问题。
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份额的不断扩大，会让内需难以启动。而凭借着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被冠之以中国模式横空出世，决策层和部分知识分子也因此沾沾自喜固步自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滑向了政府运用、参与、经营、控制和统御市场的国家资本主义。事实上，如果中国经济不再持续高增长，标榜中国不一样的呼声也终将失去生存土壤。
一百多年前，心中的罗马是一个打破传统、驱逐国民劣根性、追随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现代社会，但通往罗马的条条大路，被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所阻断，也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全球化红利下的经济盛世，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依靠中国模式在世界各经济体中暂时一枝独秀，让当下中国向民主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共识，裂痕越来越大。
现行的《预算法》本质上是财政部门自导自演的组织法，未来要彻底把《预算法》修订成为 权责法，成为人大制衡和监督财政部门的法律。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体现了这种思维的变迁，其潜台词都是中国不一样。这个答案听起来很耳熟，似乎也不缺乏共识，因为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概念，不仅写入了宪法，而且也经常见诸于各种官方报告中。除了培养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当务之急，便是推动《预算法》的修订，《预算法》的修订已经蹉跎了15年之久。
建国以后，心中的罗马发生了改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但在缺乏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等现代性要素的前提下，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实验最终以大跃进闹剧和文革悲剧收场。知识分子要独立于权力、金钱和大众，起码要试图告诉人们历史上发生过什么、现在正发生着什么，而且要唤醒大众的工具理性。
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韦森教授对张五常的县级政府竞争说做出了商榷。
从经济领域来看，内需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对中国而言，潜在的内需尤为庞大，但之所以迟迟无法启动，主要是因为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导致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没钱消费和不敢消费。因此，税收问题是中国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的牛鼻子。